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罕见的发怒了，严肃的说道：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疗，历来是国家最为重视的民生问题，作为百姓的生命之本，其不仅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代表，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我国刚刚摆脱三年自然灾害的威胁，从粮食温饱的问题中缓解过来，这个时候摆在我们国家人民面前的就是医疗健康问题了。

事实上，这一问题早在旧中国的农村就已经展现出来了，那个时候的农村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可以说是缺医少药，甚至于可能好几个村的范围内都没有医生和药物。

农民生病了可能也无法得到医治或者说是治不起，只能在家硬挺着，也就是所谓的“生死由命”。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在现在看起来是小病的病致死率往往很高。

新中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为此不惜投入大量的精力，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奈何，农村医疗资源缺乏属于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再加上当时我国受过专业教育和培训的医护人员很少，加上人口资源庞大，因此很多措施就显得杯水车薪。

此后，中央开始派遣城市中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治病，就类似于现在大医院会有的巡诊问诊。

但是这种下乡问诊的方式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因为每个医疗队伍的人数是有限的，而且每次看病的范围很小，最多就围绕周围的几个乡镇，而且每次所能携带的器械大多是较为简单基础的器械，实际上无法真正起到为农民治病的作用。

而且许多医疗队并未坚持太久就宣告放弃了，因为一方面城乡的医院需要对巡诊人员进行排班，另一方面当时的农村实在是无力解决医疗团队的食宿问题。所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试验后，农村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按照中央办公厅的指示，就最近一段时间的卫生工作进行一般性汇报，而这次汇报也让毛主席彻底爆发，甚至于怒斥钱信忠在汇报些什么。

原因是，在汇报全国医疗资源分配情况时，发现竟然当时我国现有的140万卫生技术人员竟有90%在城市，仅仅10%在农村，其中大城市占比达到70%，而县城的比例也有足足20%。医疗经费的使用则是城市占比达到四分之三，农村仅可怜的四分之一。

要知道，当时我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5%，而所占的医疗资源却远远无法和城市居民相比较。因此，毛主席当即决定要把医疗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这一指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六二六指示”。

考虑到医疗改革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阻力和难题，毛主席觉得要培养一批农村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广大的农民看病。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所谓赤脚医生，这个名词首次出现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中，是人们对于当时公社第一位农村医生王桂珍女士的爱称，此后被中央批示用来称呼那些在看病的同时人不脱离劳动生产的具有一定医疗知识且受过初级培训的卫生员。

随着赤脚医生的兴起，农民能够看病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接下来就是解决看得起病的问题了，因此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此产生了，这一制度是由赤脚医生覃祥官提出的，他认为单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要借助集体的力量来进行医疗改革，彻底解决看病问题。

所谓合作医疗就是每年农民交少量的合作医疗费，之后每次看病都只需要缴纳些许挂号费，至于吃药的钱则是从合作医疗基金中使用。这一制度的形成极大地解决了看不起病的问题，为农民提供了经济实惠的医疗服务。

这场席卷全国的医疗改革成效是显著的，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人民的预期寿命在1978年达到了68岁，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虽然在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并提高了乡村医生考核的难度，合格的才可以继续从医，赤脚医生开始淡出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合作医疗制度，但是这两个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时代的退步，相反则是时代的不断进步，因为这代表着我们国家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经过专业培训的卫生人员，所以医疗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毛主席在1965年发出的那一声振聋发聩的怒吼以及赤脚医生这种前赴后继，不断坚持的精神才真正意义上改变了我国农民医疗问题这一遗留已久的历史问题。

现如今的“新农合”也是在吸收了合作医疗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了惠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